郑正秋：中国电影的拓荒者

1889年1月25日－1935年7月16日。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电影之父”。他是中国最早的故事片编剧和导演，编导《难夫难妻》开启中国故事片时代，编剧《孤儿救祖记》挽救明星影片公司并奠定国产电影基础，编导《姊妹花》创下空前票房纪录。他出身官商家庭，以戏剧评论起家，用“营业加良心”的制片思想，为中国电影开创了一条兼顾商业与教化的道路。

逆子与戏言：从鸦片商少老板到剧评家

1889年1月25日 出生于上海（一说1888年12月24日，因农历公历换算差异及抱养身世记载歧异，待核实），祖籍广东潮阳。生父不详，系郑家“螟蛉子”（抱养义子）3 4 7。
约1902年 14岁就读上海育才公学，因抗议洋先生体罚学生带头闹学潮并取得成功，被父亲勒令辍学，接手家族烟土生意4 7。
约1903－1907年 白天经商，晚上自学，迷上京剧戏曲，常出入戏园子，与名伶结交4 7。
约1907－1909年 被父亲花钱捐官，赴湖北“候补”，后感“宦海茫茫，不可以居”，不等正式官职到手即返沪[9]。
1910年11月26日 以笔名“正秋”在《民立报》发表长篇剧评《丽丽所戏言》，提出“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由此正式进入中国戏剧史4 7。
1911－1912年 任《民立画报》《民权画报》记者，每日发表剧评，主张改革旧剧、提倡新剧，倡导“剧场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9]。

拓荒银幕：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脚印

1913年 与张石川合组新民公司，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导演业务。编导中国第一部无声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用一天一夜写出3000多字剧本（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剧本），取材潮汕包办婚姻习俗。拍摄场地是马路边空地，竹篱笆围圈，三面挂布当墙；演员全为话剧男演员，女角男扮女装；摄影机固定拍摄，无特写无剪辑。同年9月29日在上海新新舞台首映，连映60余天，引起空前轰动。夏衍称其“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遗憾的是，该片拷贝、剧照及剧本文字资料至今未能找到1 4 8。
1913年秋 为安置《难夫难妻》后失业的演员，用家财创办新民新剧社，编演新剧《恶家庭》，被称为“新剧中兴的基石”，此后13年间编演新剧约500部3[9]。
1915年 袁世凯窃国期间，在汉口编演《隐痛》（无言剧）、《不可说》等时事戏，揭露袁氏卖国行径；遭军阀威胁不肯改戏，险遭逮捕[9]。
1916年 编演《新华毒》《八十三日皇帝梦》揭露袁世凯和军阀，编演《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歌颂孙中山[9]。
1919年五四运动 与周剑云等人编辑《药风日刊》，为学生声援；编演主张解放妇女、反帝的戏剧，如《卖国奴》《救亡声中美人心》等[9]。

明星崛起：用电影挽救一家公司，开启一个时代

1922年3月 与张石川、郑鹧鸪、周剑云、任矜苹集资5万元，创办明星影片公司，任协理兼明星影戏学校（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校长3[9][10]。
1923年 编剧《孤儿救祖记》（张石川导演）。此前张石川主张拍“惟兴趣是尚”的滑稽片，营业惨败，公司濒临倒闭。郑正秋力主改弦更张，提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该片拍摄历时10个月，上映后获巨大成功，不仅在财政上挽救明星公司，更引发国产电影投资热潮。戏剧家谷剑尘称其“展开了国产电影的局面，建立了国产电影的基础”1 6[9]。
1924－1927年 编导《玉梨魂》《上海一妇人》《盲孤女》《挂名夫妻》《二八佳人》等十余部家庭伦理片和妇女题材影片，确立“营业加良心”的制片思想，主张电影应“为弱者鸣不平”，面向大多数观众，兼顾娱乐与社会教化[9]。
1927－1929年 随市场潮流编导武侠片、侦探片15部，明星公司摄制《火烧红莲寺》（多集），掀起武侠神怪片浪潮[9]。

伯乐与燃灯：培育一代电影人，燃尽生命最后一刻

1932年 积极邀请并接受左翼文艺工作者夏衍、郑伯奇、阿英加入明星公司任编剧顾问，推动公司转向进步影片创作[9]。
1933年 发表《如何走上前进之路》，提出“反帝、反资、反封建”作为电影界团结奋斗的共同目标[9]。
约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 发掘并培养胡蝶、阮玲玉、蔡楚生。胡蝶原为其他公司小演员，郑正秋以月薪两千大洋重金挖角至明星公司，为她量身定制剧本，悉心教导数年，胡蝶后来成为“电影皇后”。阮玲玉16岁报考明星影戏学校时紧张发挥失常，郑正秋坚持给再试一次机会，认为她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的模样”。蔡楚生原为电影公司画布景、写字幕的小工，夜访郑正秋后，郑被其打动，将蔡带在身边当了6年副导演。蔡楚生后来导演的《渔光曲》获中国电影首个国际奖项。如《中国青年报》所言：“如果没有郑正秋，后来的中国电影史上，也许不会留下胡蝶、阮玲玉、蔡楚生这3个名字”[9][10]。
1934年初 自编自导《姊妹花》公映，胡蝶兼饰大宝、小宝两角，连映60余日，创国产片空前票房纪录，国内发行到18省53个城市，国外6国10个城市，总收入20余万元，标志郑正秋电影创作达到新高度3[9]。
1934年 身体极度虚弱，仍坚持工作，后期甚至躺在担架上被抬到片场继续拍摄，胡蝶像保姆一样跟随左右，帮他盖好毛毯[9][10]。
1935年7月16日晨 因病在上海去世，年仅46岁。7月18日，明星影片公司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数十个团体代表1000余人前往吊唁。冰心在悼文中写道：“在整个电影界，以至整个艺坛上，这是山颓木坏，何等不幸的惊耗！受到重大损失的，岂但就只明星公司！”5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