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9月，上海新新舞台门前人头攒动。人们争相购票去看一部叫《难夫难妻》的电影。谁也不会想到，这部在马路边空地上拍摄、用寿衣店道具扎制布景的短片，会是中国故事片的第一声啼哭。而它的编导者，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正站在人群之外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叫郑正秋，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民立报》上敢言的剧评人，再往前，他是上海滩鸦片商郑家的“逆子”。

从“逆子”到中国电影的“第一个”。 郑正秋出身上海富商家庭，十四岁因抗议洋先生体罚学生带头闹学潮，被父亲勒令辍学。白天被迫接手家族烟土生意，晚上却埋头读书、出入戏园。1910年，他以笔名“正秋”在《民立报》发表剧评，提出“戏剧能移人性情，有俾风化”——艺术不是消遣，而是社会教化的工具。这个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

拍摄《难夫难妻》时，他想拍反鸦片题材，被美国老板否决。他转而从潮汕包办婚姻的习俗取材，一夜之间写出三千多字的剧本。没有摄影棚，没有专业道具，没有女演员，摄影机固定在一个位置一动不动。但就是这部粗糙的作品，结束了中国只能拍摄戏曲纪录短片的历史，让中国人第一次在银幕上讲述自己的故事。遗憾的是，这部开创之作的拷贝至今未能找到。

危急时刻的坚持——“营业加良心”。 1922年，郑正秋与张石川等人创办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主张拍滑稽片，结果连拍三部全部亏损，公司濒临倒闭。郑正秋力主改弦更张：“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幕上，自以正剧为宜。”他坚信，中国观众需要的不只是哈哈一笑，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的人生。1923年，他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讲述一个大家庭争夺遗产的故事，歌颂孤儿的孝道和女性的坚韧。这部影片不仅挽救了明星公司，更引发了一波全国范围的国产电影投资热潮。郑正秋由此提出“营业加良心”的制片主张：电影要兼顾商业生存和社会教化，“为弱者鸣不平”，面向大多数观众，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传达人性正义。这一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国电影的血脉。

最懂得发现人才的“伯乐”。 在中国电影还没有专门表演教育体系的年代，郑正秋以一己之力发现、培养、提携了三位标志性人物。胡蝶原本是不出名的小演员，郑正秋偶然看到她的表演后，认为她“天生丽质，感情丰富”，以月薪两千大洋的重金挖角至明星公司。胡蝶后来成为“电影皇后”，郑正秋去世后，她买下了老师的房子搬进去住，说：“这是怀念老师最好的一种方式。”十六岁的阮玲玉报考明星影戏学校时因紧张发挥失常，郑正秋坚持给她再试一次的机会，认定她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的模样”。而蔡楚生最初只是画布景、写字幕的小工，鼓足勇气夜访郑正秋后，郑正秋被这个年轻人打动，将他带在身边当了六年副导演。后来，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中国电影首个国际奖项。

燃烧到生命最后的光。 郑正秋自幼体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两千度的深度近视。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片场继续拍摄，胡蝶像保姆一样跟随左右，帮他盖好毛毯。1934年，他自编自导的《姊妹花》就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完成，创造了国产片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1935年7月16日，郑正秋在上海去世，年仅四十六岁。告别仪式上，一千多人赶来送行。冰心在悼文中写道：“在整个电影界，以至整个艺坛上，这是山颓木坏，何等不幸的惊耗！”

柯灵曾将郑正秋与蔡楚生的关系称为“中国电影的分水岭”——郑正秋代表第一代，接力棒传递给了蔡楚生，进而延续到更远的中国电影史。今天，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的故事时，或许应该记得：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年轻人，在一片马路边空地上，为中国电影写下了第一个故事，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他的一生，只有四十六年，却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开创；他的信念，始终未变——“为弱者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