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深秋，浙江嘉兴秀水县一户人家迎来了新生儿。父亲从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中取“省身”二字，为他命名。他不会料到，这个名字后来会与整个现代几何学连接在一起，更不会想到，这个婴儿日后会用自己的一生，回答一个问题：一个人能为自己所爱的事业、为生养他的土地，留下些什么。

陈省身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写在六页纸上。

1943年，32岁的陈省身辗转抵达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两年前，他还在西南联大教书，昆明上空时常有日机轰鸣。就是在那样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日复一日地研读法国数学家嘉当的著作——那些深奥的“外微分演算”手稿，被他一遍遍抄写、推演、消化，读到几乎所有论文内容都印在脑子里。当他终于乘上美军飞机跨过太平洋来到普林斯顿，人们以为这位瘦削的中国学者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他完成了一件事：给出了高维黎曼流形上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

这个公式是几何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已困扰学界多年。陈省身用他独创的“超渡”思想，引入单位球面丛和外微分演算，给出了一个简洁、内蕴、完备的证明。一篇约六页纸的论文，从此被公认为“现代微分几何的出发点”。数学家外尔看了初稿，当即向他祝贺。法国数学家韦依后来说：“陈示性类的工作，整个地改观了示性类的概念。”1945年，陈省身进一步发现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陈示性类”——这一数学概念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家探索宇宙基本力时不可或缺的工具，被国际数学界视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发现之一。

陈省身给出的第二个答案，藏在南开校园的一片深情里。

1984年，73岁的陈省身在斯德哥尔摩领取了沃尔夫数学奖——这是华人首次获得这一世界数学最高奖之一。此时的他，早已功成名就：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伯克利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安享晚年。但就在同一年，他接受了中国教育部的聘请，出任南开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1985年秋，南开数学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仪式上，这位古稀老人站在讲台上，语气平实却格外坚定：“我把最后一番心血献给祖国，我的最后事业也在祖国。我要为中国数学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是说说而已。从那时起，他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住在南开校园里。他提出“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所方针，把国际顶尖数学家请来授课，为国内青年学者创造与世界对话的机会。1988年，他提出“中国在21世纪成为数学大国”的猜想，后来被称为“陈省身猜想”。他还与丘成桐一起推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让中国数学界被世界看见。

2000年，他在南开大学宁园定居下来。曾有晚辈看他穿一条旧绒裤，劝他换条新的，他只是笑。那年他去领取邵逸夫奖，穿的皮鞋是从女婿那里借来的，奖金全部捐出，自己还垫了不少钱。

2004年12月3日傍晚，陈省身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当晚，南开大学新开湖畔，学生们自发聚集，为他守夜。那些年轻的面孔中，许多人从未见过他，却都知道他留下的那句话：“我的微薄贡献是帮助建立了中国人的科学自信心。”

如今，南开大学校园里有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省身楼”，楼前有一块黑板造型的纪念碑，上面刻着他最得意的那个公式——高斯-博内公式的内蕴证明。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在他眼中，这可能比任何头衔都重要。因为那六页纸，写着一个中国数学家如何用纯粹的思想，为自己所爱的事业和生养他的土地，留下了一整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