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阿英出生于安徽芜湖一个钟表匠家庭。1977年去世时，他的身份单上写着：文学家、剧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新闻工作者、革命家。这六个身份没有一个是虚的。他一生横跨文学创作、史料编纂、革命活动、文化抗战等多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都留下了扎实的印记。

文化孤岛上的刀笔战士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迅速沦陷。大批文化人撤往后方，阿英却选择留下。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在上海“孤岛”坚持了整整四年。这四年里，他创办“风雨书屋”，出版《文献》杂志，公开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冒险出版黄镇的《长征画集》，让长征的故事以图像的方式流传；受组织委托，保存毛泽东著作和中共重要文献；设法保存并出版方志敏烈士的遗稿。每一样事，都可能让他送命。但他做了，而且做成了。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个战场在舞台上。他接连创作了《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三部“南明史剧”，剧中人物——葛嫩娘、郑成功、杨娥——都是明代末年以身殉国的忠烈。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这些戏在租界剧场里演了一轮又一轮，观众看得热泪盈眶。这是借古人的血，唤起今人的心。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党组织急令他撤走，他才率全家奔赴苏北。

苏北大地上的文艺拓荒

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阿英迅速完成了从“孤岛作家”到“根据地文艺工作者”的转换。他主编《江淮文化》《新知识》杂志，给地方文工团排戏讲课，写下了《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这样记录根据地建设的纪实文章。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中共中央要求全党牢记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找到阿英，建议他写一部关于李自成的戏。阿英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完成了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这部剧在苏北、苏中、华东前线演出一百多场，战士们扛着枪看戏，看完戏就去打仗。更难得的是，它后来被译成外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民族剧院上演。

父亲与儿子，两代人的赤诚

1947年，阿英在北撤的途中得知了一个消息：他的长子钱毅牺牲了。钱毅只有22岁，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14岁起，钱毅就跟着父亲在上海做抗日文艺工作，16岁随父亲奔赴苏北根据地，后来成为《盐阜大众》报的副主编。1946年12月，钱毅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在淮安石塘区采访时遭敌包围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只说了一句：“宁可枪毙，决不自新。”

阿英没有在公众面前崩溃。他后来为儿子编了一本书叫《怎样写》，并撰写了一篇《钱毅小传》。他用整理遗作的方式，完成了与儿子的告别。钱毅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在父亲创作的剧本里演一次主角，但战争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最终成了另一种主角——一个22岁的烈士。

坐拥书城，散书还乡

阿英爱书，是出了名的。他一生节衣缩食，几乎把所有余钱都用来买书。他在《西门买书记》中写道：“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一天下午又没有什么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他的藏书最多时达十万册，其中大量是弹词、年画、手抄本等冷门资料。这些“偏门”的书，恰恰成了他研究近代文学和民间艺术最宝贵的素材。他据此编著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甲午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和《晚清文学丛钞》9大卷，都是填补空白的学术巨著。

1977年，阿英患肺癌在北京去世。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将劫后残存的12000余册珍贵藏书全部捐赠给家乡芜湖。1987年，子女遵其遗愿完成了捐赠，芜湖在镜湖烟雨墩设立了“阿英藏书陈列室”，由陈云题写室名。他的部分骨灰也葬在了湖畔。一个人，一生聚书，临终散书，不是散给儿女，而是散给故乡，散给后人。

阿英去世已经四十余年。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史料遗产和那12000册藏书，今天依然在被研究、被阅读、被使用。而他的故事——孤岛剧作家、根据地文艺拓荒者、藏书大家、烈士的父亲——也在告诉每一个走入这座纪念空间的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活成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