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评梅的一生，浓缩了五四一代新女性最动人的精神底色：她既能在泥水里奔走，又能保持身子的清白。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她用不到二十七年的生命写就的答卷。她做过文学青年、教书先生、报刊编辑，爱过一次刻骨铭心却未能成全的人，最后在病榻上平静地回顾自己短暂的一生，说出那句让所有认识她的人无法忘怀的话。

打动我们的，不是她的才华，不是她的爱情悲剧，而是她做人做事的态度——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依然认真、执着、不妥协的品格。这种品格，放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铭记。

1923年秋天，石评梅收到一封信，里面夹着一片香山红叶。寄信人叫高君宇，是中共早期党员，也是她父亲的学生。红叶上题着“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石评梅当时刚刚经历过一场感情欺骗，心里还滴着血，于是她在红叶背面写了“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退回。高君宇没有放弃。1924年，他在广州协助孙中山平叛时负伤，之后买了一对素白象牙戒指，大的自戴，小的寄给她。这一次，她接受了。但仅仅半年多后，1925年3月，高君宇病逝于协和医院。从那时起，石评梅每周去陶然亭祭吊，风雨无阻，持续三年。她在墓碑上手书他生前最爱的诗句。后来，她自己也在协和医院告别了人世。这块陶然亭的墓碑，周恩来在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时特意要求保留，说它“对教育青年人也有意义”。

这段爱情的动人之处，不在于悲剧本身，而在于石评梅对感情的态度：她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地作出了选择。她曾经因为被欺骗而拒绝，后来因为真诚而接纳，最后以三年风雨无阻的祭吊完成了对这段感情的交代。这种认真、不敷衍、不将就的态度，贯穿了她一生的所有方面。

1923年毕业后，石评梅到北师大附中教书。她同时教国文和体育——这在当时是个很有意味的安排。女子部的学生上体育课，扭扭捏捏，连头都不敢抬。石评梅对她们说：“我们女子的优点是精细、温柔、典雅，但作为新时代的女子，只有这些优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像男子一样具有果断、爽直、勇敢的精神。”在她的带领下，这群女学生“像一群活泼的小鸟儿一样，在小操场上飞来飞去”。她带出的女排，1928年在华北运动会上拿了亚军。更重要的是，她对学生的关爱让许多人铭记一生。学生颜毓芳幼年丧母，参加比赛时没有行李，石评梅强拉她与自己合铺，学生感动地说：“我失去了多年的母爱，今天石评梅先生又给了我了。”

石评梅还和挚友陆晶清一起编辑《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为女性独立与解放鼓与呼。1927年陆晶清南下后，她独自撑起《蔷薇周刊》的编辑工作。石评梅从来不是一个空谈的人，她的文学创作、报刊编辑、课堂教学，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行动证明女子能做男子做到的事，甚至做得更好。

1928年9月18日清晨，石评梅的头剧烈疼痛。朋友劝她休息，她说：“身体不舒服，是常有的事，这种小病，怎么能耽误学生们的功课呢。”坚持到校上完两节课。下课后支持不住，被学生护送回宿舍。随后高烧不退，陷入昏迷。弥留之际，她拉住好友的手说：“我奋斗了这么多年，什么事从来不苟且。我站在泥水里头，可我的身子是清白的……我在什么事情上还都没做出什么成就……”

她走了。师大附中停课一天，学生们整队前往协和医院向她告别。她的灵柩后来移到陶然亭，与高君宇合葬，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个字。

“站在泥水里头，可我的身子是清白的”——这是她给自己的总结。她经历过欺骗，遭遇过困境，承担过超出年龄的重担。泥水是真的，但她没有在泥水里打滚，没有让自己被沾染，而是走了过去，保持了人格的干净和尊严。纪念她，就是在纪念一种态度：无论生活多难，无论命运如何，做人做事，总要有一点不苟且的认真，一点不敷衍的执着。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不只是为她，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在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