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25日，广东镇平淡定村。一位四十七岁的病人在弥留之际，用尽最后力气向家人说出六个字：“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他叫丘逢甲，晚清进士、抗日保台义军统领、岭东新学先驱、民国第一位台湾省籍参议员。他的一生只有四十七年，却用刺刀、粉笔和诗笔，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书写了一个中国人对家国最深沉的爱。

1864年，丘逢甲出生于台湾苗栗。十四岁便以“东宁才子”之名震动台南，二十五岁中进士，被钦点为工部主事。但这位年轻进士很快做了一个让世人意外的决定：以“亲老告归”辞官返台。他不愿在京城做一个太平京官，而是回到故乡的书院教书。他讲的不再是八股试帖，而是中外历史与时事。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从那时起便认定：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首先要改变她的教育。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台湾。丘逢甲刺破手指，血书“抗倭守土”四个字。他三次啮血上书，恳请清廷废约。然而清廷充耳不闻。于是，这位书生放下诗卷，倾尽家财招募义军，被推举为统领。同年5月底，日军攻台。丘逢甲率义军在崇山峻岭间与敌激战二十余日，直至“饷绝弹尽，死伤过重”。清兵不援，孤军无继，日军重金悬赏捉拿他。部将含泪劝说：“台虽亡，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不如内渡也。”1895年7月25日，丘逢甲乔装成嫁娶队伍，从涂葛崛港乘帆船内渡。临行前夕，他写下千古名句：“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内渡大陆后，丘逢甲没有沉溺于失败的情绪中。他反复思考一个简单而残酷的问题：为什么台湾的义军人数众多，却打不过入侵者？他的结论是：兵不足，器不利，根本在于人才不济。“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他从战场上悟出的教训，最终变成了一所学校。

1901年，丘逢甲在汕头创办岭东同文学堂，这是广东省第一所新式学堂。课程设置开风气之先：除了传统国学，还有数学、理化、外语，甚至特设“兵式体操”，聘请日本退役军官担任教练。他说，日本虽为仇敌，但其学术先进，不研习其优长之学，终究难有作为。学堂面向东南各省招生，贫寒子弟亦可入学。此后十余年间，丘逢甲共劝办学校一百多间，学生中走出了姚雨平、林修明、邹鲁等革命志士。他的教育实践后来被海峡对岸的人们铭记——1961年，台中市创办逢甲大学，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教育先驱。

丘逢甲的政治立场同样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从戊戌变法时支持维新，到1905年后与同盟会建立密切联系，最终在1911年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者。武昌起义后，他在广州主持各界会议，促成广东和平光复。年底，他作为广东代表赴南京，与全国17省代表一起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他本人也被选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成为民国第一位台湾省籍议员。

然而，积劳成疾。1912年2月25日，丘逢甲在镇定村故居去世。他留下的诗作《岭云海日楼诗钞》中，有一首《十四夜月》写道：“势已群星避，光先四海同。山河终一统，留影大瀛东。”一百多年过去了，他诗中“山河终一统”的愿望，至今仍是亿万中国人的共同信念。

扛枪、教书、写诗，丘逢甲用一辈子做了一件最朴素也最难做到的事：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并让后代也记住。今天，当我们站在他的墓前，或是翻开他的诗卷，或许可以问一问自己：如果有一天轮到我们面对选择，能否像他一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每一次跌倒后都爬起来，继续做该做的事？葬须南向，不忘台湾。这六个字，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嘱托，也是一个世纪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