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4日，香港。一位47岁的学者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炎，倒在了书桌前。港九钟楼为他鸣钟，香港大学降半旗致哀。这个人就是许地山——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篇文稿，是正在编纂的《道藏子目通检》。

许地山的一生，浓缩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学贯中西却从不张扬，身处乱世却始终担当。他的人生轨迹，没有惊人的转折，却留下了一个朴素的命题——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个命题来自他19岁那年发表的散文《落花生》。文章写的是童年记忆：父亲带着孩子们在后园种花生，收获时节，父亲问孩子们花生的好处在哪里。哥哥说味美，姐姐说可以榨油。父亲却说：“花生的好处不在外表的好看，而在‘它是有用的’”。文章末句，“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的、体面的人”，成为许地山此后一生的信条。

他用行动证明，这不是一句漂亮话。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燕京大学学生许地山被推为学生代表，参加天安门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行动。此后，他与郑振铎、瞿秋白创办《新社会》旬刊，为瞿秋白作词的《赤潮曲》谱曲——那是中国第一首无产阶级革命歌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在香港组织抗战募捐、发表抗日演讲，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直至1941年因积劳成疾去世。

知识分子的“有用”，还在于他那种令人惊叹的学术广度。他在中国大学开梵文课，是华人第一人；他著的《印度文学》被季羡林称为“中国第一部”；他写的《道教史》被郑振铎誉为“扛鼎之作”；他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几种课程，从社会人类学到佛教哲学，从中国礼俗史到服装史。顾颉刚感叹：“人能博闻强记如落华生，则研究任何学问可以事半功倍。”

然而，许地山留给同时代人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对朋友的真诚。老舍说他是“最好的朋友”，“他一生对学问好知喜问，对生活充满趣味，对朋友提携辅导，对金钱利益淡薄”。郑振铎写《中国俗文学史》需要敦煌写经资料，大英博物馆不许抄录，许地山就在馆内反复默诵，出馆后凭记忆写下来寄给郑振铎。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把病妻幼女留在香港托付给许地山。陈寅恪后来在挽联中写道：“乱离相倚托，娇女寄抚，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许地山的一生，没有壮烈的英雄史诗，没有宏大的历史转折点。他只是把“做有用的人”这个朴素信念，活成了每一天的行动。他的文章帮助了无数人理解什么是好的人生，他的学问开启了中国多个学术领域，他的真诚温暖了同时代的大批文化人。

1941年那个夏天，他离开时年仅47岁。老舍悲痛地写道：“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但也许，许地山并不在乎活多久。他只是想做一颗埋在地下的花生，不求体面，只求有用。

百年过去，他的《落花生》依然在小学课本里，被一代代人读着。而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会想起：这世界上有一种力量，叫“安静地成为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