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7日晚，武汉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位54岁的科学家安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走得太急，急到妻子在楼下等了四个小时，只等来一通冰冷的通知电话。他叫红凌，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一个在很多人心中留下温暖印记的人。

红凌的一生，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求知、报国、育人、爱人。这四个词，贯穿了他五十三年的生命旅程。

求知：从武汉到伯克利的不懈追寻

1966年，红凌出生在湖北武汉。1987年，他从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随后远赴重洋，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系，师从著名遗传学家Gerald M. Rubin，从事果蝇结构和功能基因组学的博士后研究。此后，他又在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担任科学家。这条路，每一步都踩在世界生命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但红凌没有停留在“顶级的科研环境”里。2007年，他接受了华中科技大学的邀请，回到武汉。有人说他“傻”，放弃了美国优越的条件。但他自己说：“科研很重要，但教书育人同样很重要，一个教授不能光搞科研而不教书。”

报国：向罕见病宣战的拓荒者

回国后，红凌选择了一个冷门而艰难的领域——罕见病基因研究。他聚焦于UBIAD1基因，这个基因的突变会导致施奈德结晶状角膜营养不良，同时与膀胱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他主持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在罕见病研究领域，80%的疾病与基因突变相关，但研究力量薄弱，投入大、回报慢。红凌却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几年。他的学生说，老师所做的抑制膀胱癌的分子机制研究，如果成功，将惠及中国每年数万名膀胱癌患者。他担任中国稀有疾病研究联盟全国协调主任，不遗余力推动这个被忽视的领域向前走。

育人：课堂上的温暖与严谨

在学生的记忆里，红凌不是高高在上的教授，而是一个会提前到教室啃面包备课的老师。他给本科生上《生物化学》英文课，这门课枯燥、难懂，但他用洪亮的嗓音、流利的英语和课前的测验，让课堂变得有了温度。

2019年12月考试周，他一对一和实验室的本科生谈心，说：“你们学业繁重，实验室的工作先放一放，专心复习。”有学生在朋友圈转发同学的筹款信息，他看到后专门来询问情况。学院课题讨论会上，其他老师常提尖锐问题，他总是那个风格温和的人。这些细节，比任何荣誉证书都更能说明他是一个怎样的老师。

爱人：最后的诀别与永恒的记忆

2020年春节期间，红凌和妻子同时感染新冠病毒。他有糖尿病，症状更重。2月5日，他终于住进协和医院。那天清晨，妻子帮他刮了胡子，换了衣服，临别时拥抱他说“乖乖治疗”。住院后他一度好转，2月7日上午还发微信说“好多了，不发烧，血氧97”。当晚七点，他回复了妻子一个“ok”表情。这是他在世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妻子后来写下了一封信。信中，她称丈夫为“红小胖”，回忆他“温顺谦和，处事小心，从不与人争执”“胸有大爱，从不算计别人”。她在医院楼下等了四个小时，望着十楼的病房，却没能等到他醒来。

而在1月17日，红凌就曾提醒学生：“肺炎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都早一点回家吧。”他比许多人更早地察觉到了危险的临近，却没能救下自己。

红凌走了。但他留下的，不仅是一篇篇学术论文和一个科研项目，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做人、如何爱人、如何做好本职工作的问题。他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写在实验室里，写在课堂上，写在妻子的信里，也写在学生们未来的道路上。这个答案，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阅读，并把它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