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枝明与恐龙的相遇，始于13岁。那年他在青岛参观了一次恐龙展，见到了杨钟健先生发掘的棘鼻青岛龙化石。巨大的骨架立在展厅中央，少年的心被彻底征服。此后七十余年，这份热爱从未消退，最终使他成为世界上给恐龙命名最多的人。

少年立志，一生追寻

1962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董枝明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师从杨钟健。他热爱野外工作，不惧艰苦。1963年第一次参加新疆科考，条件之简陋“吃、住、行更似百年前”，他却坦然说：“我不怕，只要别人敢吃的东西我就吃，别人敢睡的地方我就睡。”这种豁达与坚韧，贯穿了他整个科考生涯。此后56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西部的戈壁荒漠和四川盆地，只为找到那些沉睡亿万年的恐龙化石。

为恐龙命名，给文化续脉

董枝明最直观的贡献是命名。40余种恐龙经他之手拥有了科学名称，他是全世界给恐龙命名最多的人。而且他命名的准确率高达64%，是国际同行平均水平的三倍有余。更为难得的是，他将中国文化的温度注入科学命名之中：命名“李氏蜀龙”，致敬修建都江堰的李冰；命名“太白华阳龙”，致敬久居华阳的李白。这些名字让冰冷的化石有了历史的温度。

走向北极，走向世界

1986年，作为中国-加拿大恐龙考察计划中方野外负责人，董枝明踏上北极圈的瑞索柳特。7月8日，他在那里首次发现恐龙化石，并升起五星红旗。这是中国科学考察人员第一次在北极圈留下足迹，也是中国恐龙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时刻。这次科考在亚洲和北美均有重大发现，让中国古生物学从相对封闭走向了国际舞台。

把化石从荒野带到公众面前

董枝明不满足于只在论文中书写恐龙。他看到自贡大山铺的化石群后，认定这里应该成为公众的教育场所，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第一座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于1980年代建成开放。退休后，他又奔波于云南禄丰和广东河源，促成世界恐龙谷和河源恐龙博物馆的落成。他曾说，化石是“无米之炊”中的“米”，而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米”变成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饭”。

2018年，美国《时代》杂志出版特辑“伟大的科学家——改变世界的天才和远见者们”，列出了一百零一位改变世界的人物：伽利略、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霍金……在这份名单中，董枝明是唯一一位亚洲科学家。

2024年10月20日，董枝明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六十余年来，他从未离开过恐龙。他曾说过：“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找恐龙。”他把一生，还给了恐龙。而恐龙，也把他留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