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深秋，黄昆乘船从英国回到中国。他刚刚三十一岁，手里拎着与诺贝尔奖得主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学理论》书稿，口袋里装着几项以自己姓氏命名的理论成果。国际物理学界已经记住了“黄散射”“黄方程”这些关键词，如果他留在西方，前方是一条通往诺贝尔奖的坦途。

但他选择了回国。黄昆在给老友杨振宁的信中写过一句话：“中国有我们和没有我们，makes a difference。”这句话，可以看作他一生选择的注脚。他不是不知道个人成就的价值，但他更相信另一件事：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里，一个人如果站在讲台上，能影响的人远比站在实验室里多得多。

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最早感受到了这种“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黄昆给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这门课在很多人看来是基础中的基础，但黄昆每周6学时的课，要花50到60个小时备课。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秦国刚回忆：“听他的课，好像是一种享受，除了科学以外，能体会到一种美感。”1956年，黄昆作为主要建议人和组织者，在北京大学创办了“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这是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业。这个专业培养的200多名毕业生，后来成为王阳元、甘子钊、秦国刚、夏建白等多位院士，以及中国半导体事业各个领域的第一批骨干，被称作“半导体的黄埔军校第一期”。

个人成就与国家需要之间的权衡，在当时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朱邦芬院士后来替黄昆回答了这个问题：“黄昆始终认为，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队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

但黄昆的故事并没有停在讲台上。1977年，邓小平亲自点名，调他出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此时他已经58岁，离开科研一线整整26年。黄昆重新走进实验室，重新推导公式，重新站在国际前沿。1985年，他与朱邦芬合作推出“黄-朱模型”，提出了半导体超晶格中光学振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系统的相关理论。德国马普学会固体物理研究所前所长卡多纳评价道：“他好比现代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固体物理学家。”

黄昆一生坚持一个治学方法：从“第一原理”出发，每研究一个问题，先不看已有文献，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独立推导。当被问及“谁对您的一生影响最大”时，他的回答令人意外：“我自己对自己影响最大。”2001年，黄昆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后，他亲笔写信表示自己“岁数大了，不应该再把这样的最高荣誉授给他”。这不是谦辞，而是他一生对待荣誉的态度。

2005年7月6日，黄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回顾黄昆的一生，我们会看到一种少见的完整：他在30岁之前做出了足以载入世界物理学史的开创性工作，在31岁到58岁之间用二十六年时间培养了一代中国半导体科学人才，在58岁之后又以世界一流的水平重返科研前沿。一个人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都做到了极致，中间没有任何敷衍。这或许是我们纪念黄昆最应该记住的东西：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选择了什么，而在于他把选定的路，走到底，走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