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位旅日华侨巨商登门拜访八十二岁的张大千，想请大师画一幅以庐山为题材的巨画。老人沉默片刻，说了一句让客人几乎绝望的话：“我从未去过庐山。”但他随即坚定地补了一句：“这幅画我画。”

这个回答，像极了张大千的一生——他一次次选择去做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不是因为自信，而是因为确信有些东西值得去做。

1941年，正是他声誉最盛之时。他却做了一个让同行不解的决定：放弃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职位和安稳生活，自备宣纸，携家带口前往敦煌莫高窟。那年敦煌没有水，没有电，风沙遮天蔽日。一行人住在破庙里，每日面壁临摹。两年七个月间，张大千伏案于昏暗的洞窟中，攀爬在高耸的脚手架上，一笔一笔复制那些被岁月侵蚀的壁画。没有收入，他就变卖自己珍藏的古画；生病了，咬牙硬撑。最终，他完成276幅临摹作品，涵盖从十六国到元的历代壁画。史学大师陈寅恪评价：“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1944年重庆展览轰动全国，中国美术界和普通百姓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敦煌的震撼。1956年，他嘱托大陆家人将220件摹本全部捐献给国家。

如果说敦煌之行展现了他对传统的绝对敬畏，那么晚年的泼墨泼彩变法，则展示了他破茧成蝶的勇气。六十岁之后，张大千眼疾加重，精细工笔越来越力不从心。他没有“晚年守成”，而是开创性地将泼墨技法与西方抽象融合，以泼代笔，让墨与彩在宣纸上自然流淌、交融。1960年代以来的《瑞士雪山》《爱痕湖》等作品，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山水画语言。有人问他为何变法，他说：“中国绘画都是每一时代最新的东西才流传下来。”他的泼墨泼彩，在20世纪中国画被认为“穷途末路”的背景下，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传统水墨完全有现代化、国际化的能力。

回到那个从未到达的庐山。1981年，八十二岁的张大千着手创作高6尺、长36尺的旷世巨构。他请人搜集大量文字与照片资料，翻阅古籍，与去过庐山的人长谈——在脑海中一砖一瓦“重建”庐山。他执大帚笔，以淡墨破层次，以大泼墨渲染主山脉络，又以石青、石绿、重赭破开浓墨。这幅巨画画了近一年尚未完成。期间他数次在画室晕倒送医，每次被抢救回来都笑着说：“阎罗王不要我，他说你的事还没有做完。”1983年1月，《庐山图》在台北博物馆特展。两个月后，老人逝世。

《庐山图》不是真庐山的写生。它是由张大千一生所学所练凝聚而成的艺术结晶，也是一个三十三年未能回到故土的人，画出的心中山河。他在画上题诗：“信知胸次有庐山。”——不是眼睛看见的庐山，是胸中装着的、心里的中国。

徐悲鸿说“五百年来一大千”。张大千用一生证明：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到达某处，而是你心里始终装着什么。对于每一个正在纪念亲人的人来说，这也是最值得记住的事情——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记住他来自哪里，而是记住他走向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