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田汉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家。父亲早逝，母亲靠缝洗、采茶维持生计，夜间给孩子们讲戏文，成了田汉最早的戏剧启蒙。这个在油灯下听母亲说戏的孩子，后来用一支笔，为中国现代戏剧开辟了全新天地，更用一首歌，为一个民族写下了永不消逝的号角。

他的一生，贯穿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以笔为旗，为时代立传。这种使命感的萌芽，早在他少年时期就已生根。在长沙师范读书时，田汉与三位好友相约改名，以“英雄怀汉”四字各取一字，田寿昌改名为“田汉”。这个“汉”字，既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是他一生家国情怀的起点。

1924年，26岁的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在上海创办《南国半月刊》，发刊辞中写道：“凡我血气之伦，安忍坐视中国之不救？盍联手以偕来，为正义而奋斗！”没有经费，两人就自己排版、校对、发行。1928年，南国艺术学院成立，田汉定下了一条在当时颇具颠覆性的原则：“不问学历，但取天才。”他上课从不带讲义，从文学起源扯到历史哲学，再扯到易卜生和莎士比亚，被学生戏称为“十八扯”。但这种自由奔放的教育方式，恰恰点燃了一代年轻人的创作热情。南国社培养出的郑君里、吴作人、陈白尘、张曙，后来都成为中国文艺界的栋梁。徐志摩当时评价：“南国是国内当代唯一有生命的一种运动。”

1930年代，民族危亡日益深重。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创作也随之转向更直接的时代回应。1934年，他在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时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并非一句修辞——在田汉看来，文学艺术本就应当是筑起民族精神长城的砖石。他把歌词写在香烟盒的锡纸上，随后被捕入狱。远在东京的聂耳读到了这段文字，主动请缨谱曲。1935年5月，《义勇军进行曲》随电影上映传遍全国。这首歌后来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每一个重大时刻响起——它是田汉留给这个民族最深沉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出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全身心投入戏曲改革。他逐一研究京剧剧目，改编了《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等经典。但他从不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官员。1956年，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南方视察，亲眼看到许多戏曲演员生活困顿、青春被耽误，于是奋笔写下《为演员的青春请命》。在戏剧界，同仁们称他为“田老大”——这个称呼里没有官阶，只有发自内心的尊重。

1958年，田汉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话剧《关汉卿》。这部作品写的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为民请命的故事，但熟悉田汉的人都看得出来，关汉卿身上投射着他的影子。剧中有一句台词：“把中国戏剧史上忠勇坚贞、效忠民族解放、不屈于暴力及物欲的灵魂给招转来。”这何尝不是田汉对自己的期许？

今天，当我们在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听到国歌响起，那旋律中有田汉写下的“我们万众一心”——这六个字，就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从未离开，因为他的笔，早已刻在了这个民族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