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百岁的杨振宁站在台上，说起了一段往事。他的声音依然清晰，却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沉静：

“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五十年前的那封信，两个字，穿越了一段漫长的时光，也贯穿了一个时代。

从清华园到普林斯顿

杨振宁1922年生于合肥，父亲杨武之是数学家，早年任教于清华大学。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在成志学校读书，八年的少年时光给了他一生中最平静的起点。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家南迁，1938年以高二学历考入西南联大，先读化学，后转物理。在吴大猷和王竹溪的指导下，他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5年，他作为第六届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和泰勒。1948年，他获得博士学位，次年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在普林斯顿，他完成了被誉为“世纪论文”的三项奠基性贡献。1954年，他与米尔斯提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将麦克斯韦方程推广到非阿贝尔情形，奠定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数学基础。1956年，他与李政道发现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推测自然界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左右对称。这个猜想在随后几个月被吴健雄的实验证实。1957年，两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得这一殊荣的中国人。1967年，他在石溪分校发现杨-巴克斯特方程，为低维量子系统提供了精确可解的数学工具。这三项成就，每一项都足以让一个人在物理学史上留名。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但杨振宁从未将自己封闭在实验室中。1971年，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立刻写信给父亲表达回国意愿，辗转法国回到中国。在离开北京前，他问挚友邓稼先：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有没有外国人帮忙？邓稼先连夜请示周恩来，第二天写信答复：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读到信时，泪流满面。那一刻，他知道了两件事：一是祖国的科学实力远超想象，二是他的老友为此付出了怎样的牺牲。

那封信的末尾，邓稼先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杨振宁记住了这句话。他返美后在多所大学演讲，掀起华裔学者访华热潮；1977年组织成立全美华人协会；1979年在华盛顿主持欢迎邓小平的宴会，强调“只有一个中国”；1980年在石溪设立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近百位中国学者赴美进修。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的那个坐标，始终是邓稼先信中的“共同途”。

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2003年，杨振宁正式回到清华园，任全职教授。他在《归根》诗中写道：“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1997年他创建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此时已颇具规模，在他的努力下，姚期智来了，王小云也来了。2002年，他主持了清华物理系的首次国际评估，明确了凝聚态物理作为发展方向——十几年后，薛其坤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走向诺奖级舞台，而其关键的科学脉络正是由杨振宁当年指导下校正的。

2004年秋，82岁的他站在清华阶梯教室的讲台上，讲授“普通物理”。每周两次，每次两个45分钟，讲了一整年。他不只是讲课，而是在示范——用自己的一生向年轻学生展示，什么是物理学的纯粹之美，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10月24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的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五星红旗。清华师生举着横幅来送他，上面写着八个字：“宁拙毋巧，宁朴毋华。”这是他一生治学与为人的座右铭。他做到了。

今天，我们回望杨振宁的一生，看到的不只是一座科学的高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科学的星辰与家国的大地之间，用一个世纪的跋涉，找到了那条“共同途”的人。他走完了，也告诉后来者：这条路，是可以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