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多月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仿佛只是出了趟远门，不久便会归来。

前些日子，与哥哥商议，想按照家乡的习俗，看是否能在父亲周年之时为他立碑，同时也考虑为爷爷奶奶坟前立上碑。此举主要是为了让后辈便于祭奠，知道先人长眠于此。这也是父亲生前一直想做却未能了却的心愿，若能替他完成，也算我们做子女的尽了一份迟到的孝心。

可哥哥在电话里却说，如今老家正在整治散落的坟墓，农村坟墓大多在自家耕地里，立碑会占用更多耕地，也妨碍大型机械耕作，不是规划公墓的新坟，不许再立碑。听罢，我沉默良久。看来，如果政策始终如此，这个遗憾，或将永远无法弥补。

想来，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又一个遗憾铺就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无法圆满的缺口，人们才会不断生出新的念想与期盼，努力在回望中找寻慰藉，在向前时弥补过往。人生，或许就是在这遗憾与希望的交织往复中，才获得了前行不止的动力。

再次提笔，写下关于父亲的文字，更多是一种弥补遗憾的方式。如今已不能在故土之上为父亲立起一块有形石碑，但在血脉的记忆与传承中，我们可为他筑起一座无形之碑。让他的生命延续和后来之人，还能知道和传说他的故事。这，也算是在我心里，为他立下了一块永不风化的丰碑。书柜中，静静放着他留给我的墨宝，还有那些已泛黄的家书，纸上是他殷切的嘱咐与期望，墨痕犹温，见字如面。

对我而言，父亲的背影，与朱自清先生笔下那感人至深的“背影”，有着同样的分量。每个人心中，大多都镌刻着父亲的背影。这背影有着某种共性，是一种不同于慈母之爱的严父之爱，其表达深沉爱意的共同方式是：爱在于行动，不在于言辞。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人，正是如此。他的爱，常常就藏在那不苟言笑的严厉之中。这份严厉，每当忆起，我们兄妹都有深感。然而，他对孙辈却全然不同，无论与谁，他都视为掌上明珠，慈爱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自我记事起，父亲在我心中便是高大而威严的。那时不仅他的学生“怕”他，亲戚朋友和乡邻也好象“畏”他三分。后来知道，其实这种畏惧多是来自父亲的外在形象：表情严肃和面若包公。而且他说话掷地有声，有时一个深沉的眼神，都会让人心生忐忑。因此，我们童年的笑颜，也只有在母亲面前时才敢肆意绽放。倘若，听到爸的脚步声老远传来，再热闹的欢笑也会戛然而止。

然而，如此“冷漠”的父亲，却有着极为温存细腻的一面。他每次出远门回来，总会为我和哥哥姐姐带回不同的礼物——时髦的衣帽、多功能文具盒、新版连环画。这些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都是小镇上难得一见的稀罕物，总能引来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至今，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父亲从上海带回的那个文具盒，我们用了两三年后，才在县城的商店里见到。他深知我们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童年时，我们对爱的理解或许简单而直接，常常将严厉与不爱等同起来，心里难免积下一些委屈和怨气。因此，总觉与父亲之间隔着一段距离，不敢过于亲近。我们兄妹三人有什么心事或想法，总是悄悄地去找母亲。母亲能解决的，便默默办了；若是她感到为难，就会直接说：“这事，找你爸说去。”这句话，往往比任何拒绝都更有效力，我们也就知难而退了。

其实父亲并非我们小时想象中的那么“不尽人情”，也非所有的“错误”都会立刻招致雷霆之怒。记得一次，我已上初中，住在父亲学校宿舍，趁父亲晚上回家时，偷偷跑去邻居家看电视。第二天早晨放学，一同回家的伙伴悄悄告诉我，父亲已经知道我昨晚没学习去看电视了，看样有些生气。我听后顿时止住了回家的脚步，便对伙伴说：“你回去告诉我爸，我回家肯定挨打。他什么时候说不打我了，我再回去。”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恐惧”选择了“反抗”，似乎也在等待“反抗”后，父亲那变本加厉的惩罚。

我在忐忑中，等来了伙伴吃完饭返校，他带话给我：“你爸让你别怕，他说不会打你，中午回家吃饭吧。”我半信半疑。后来，哥哥也专门跑来告诉我同样的话，我才放下心来。中午回到家，父亲什么也没说，但我能从眼角的余光里感觉到，他在时不时地看着我，那目光里，多了往日没有的爱怜。那顿饭，我吃得格外踏实，也格外香。那一刻我朦胧感到，父亲的严厉之上，其实有一道宽容的边界。

如今回想，这些片段都已成带着温情的笑谈。兄妹三人聊起往事，共同的感受多是那份对父亲威严的“惧”；不同的体会，则在于父亲因我们个性不同而采取不同教育方式。懂事后方知，这些都是严父与慈母唱了千百年的、无声的对手戏。过去有时忆起往事，偶尔还会为某个细节觉得父亲是否有所“偏心”，但自己为人父母再静心细想，这哪里是偏心？父亲毕生从事教育，对我们，不过是把“因材施教”的道理，用在了自家孩子身上。

我们的童年多在乡下度过，父亲在镇上的学校教书，母亲则在家操持田地。我记事时，哥哥姐姐都在村里的学校读书，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父亲便为我买来许多连环画之类的儿童读物。夜晚，对着一盏煤油灯，要不给我讲连环画中的故事，要不就手把手，一笔一划从描红开始，教我习字临帖。那时，除此没有更多有意义的乐趣。而此时哥哥的毛笔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名闻乡里了。当时没成想，父亲给予我们的这些爱好，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成长中受益良多。

后来，我在学校的书法比赛、板报评选中屡获头奖，乃至入伍后，在部队的书法、板报竞赛中也常取得名次，这些无不得益于父亲为我打下的那点“童子功”。至今依然记得，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团首长专门为我颁发全师书画展评一等奖时的荣光与激动；也记得春节时，我书写的从楼顶直垂地面的巨幅春联惊艳部队大院时的自豪。而哥哥，现在还一直兼任学校的书法老师，在家乡也是小有名气。

后来，虽然随着时代变迁，手写板报与春联渐渐淡出；加上我工作岗位的变动，提笔写字，尤其是泼墨挥毫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父亲当年悉心传授的功底与那份静气，似乎仍沉淀在血脉里，只要愿意拾笔练习时日，便能找回几分感觉。只是每每提笔，看见他留下的字迹，想起那泛黄家书里的叮咛，便易引起对他老人家的深切思念，心中泛起阵阵酸楚，便只好将笔搁下。这份心愿，或许只能留待日后心境平和之时，再来重温了。

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理解是，父母对待子女，会因每个孩子的性情不同，具体方式或许各有差异，这便是“用心不一”；但若论及盼望子女成人成才的那份初心，天下父母却都是一样的，绝无二致。所以我相信，父母或许有力所不及的时候，但绝没有真正偏心的父母。

儿时，父亲总是不苟言笑，这让我们觉得他有些过于严肃，甚至显得“冰冷”。但如今回顾往事，用心体味，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那时多子多女家庭是寻常事，父母养育我们兄妹三人实属平常。但父亲常年忙于学校事务，三个孩子的日常和一应家务，几乎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她还要下地劳作，辛苦可想而知。这些艰难，父亲并非不知，他自有他的体贴方式。

我未入学时，他每逢返校前，总会以一贯严肃的神情，给我布置好习字和看连环画的任务，等他回来检查。这样，大人不在家时，我便能老实待在屋里，不会去外面乱跑闯祸。而不忙时，他便会用自行车把我带到他学校的宿舍。因此，我童年的很多时光，应是在家中案前和父亲宿舍默默度过的。但这沉默的安排，无形中为母亲减轻了许多照看的负担。后来哥哥转到镇里读书，母亲的担子又轻了一些。待到我背起书包，父母便不需再时刻照看我了。可这份担心放下了，家中学费的压力，却一年重过一年。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老师催交学杂费，我缠着父母索要。父亲说他已同老师说明情况，可以暂缓几日。可我总觉得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那种难堪和焦急让我无比委屈，既怨老师不通融，也怪父母不理解。父亲见我磨磨蹭蹭不肯离开，情急之下抄起旁边的一根细棍，喝道：“再不去上学，看我不打断你的腿！”我吓得转身就逃。如今当然明白，他哪里是真要打我，那高高扬起的棍子，是落向生活重压的无言叹息。

老家俗语：打的，没有吓的怕。实际上，父亲管教我们虽严，但真正挨打的次数屈指可数。哥哥姐姐自然有被责打的时候，但多是因为过于顽劣或倔强不听教诲。我挨打相对更少些，或许是因为前面已有哥姐的“示范”，懂得了收敛。

记忆中父亲动手打我，唯独有一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在本村小学读书，父亲在稍远的村小代课，恰好也教与我同级的数学，而且进度比我们快。我在班级成绩拔尖，父亲的教学水平在全镇颇有口碑。一次，他可能想检验一下我的成绩，骑自行车将我带到他的班级上课。其间，他让我和他的学生一起到黑板上演算习题。结果，唯独我一人算错。父亲当时一句话也没说，拿起手中的课本便朝我脸上扇了过来。清脆的一声，脸上顿时火辣辣的，眼泪虽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但却强忍着没敢哭，直到下课。

放学后，我默默登上父亲回家的自行车，低着头坐在前杠上。走了好一段，风中忽然传来一句从未有过的、却异常温和的询问：“刚才打的，还疼不疼？”本来还在忐忑等着继续挨骂受训，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心中所有的憋屈和不忿，顿时就像阳光下的朝露，瞬间消散无踪。接着，他便开始耐心地分析那道错题。自那次之后，他再没有对我动过手。

后来有一次，我下河塘玩水险些出事，母亲在后怕与惊恐中，结结实实教训了我一顿。父亲回家后得知，非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心疼地埋怨了母亲：“孩子没出大事就是万幸，怎么还下得去手打他？”那一刻，我心里暖流涌动，那个严厉的父亲形象，悄然变得柔软而温暖起来。

姐姐小时候最怕父亲，一见到他就怯生生的，甚至连一声“爸”都不敢叫。父亲大约也察觉了这份疏离，有一回从上海出差回来，特意给姐姐买了一条当时农村很少见的白色碎花裙子。那时的我，心里羡慕极了。如今大家笑谈往事，才更深地体会到，父亲那份不擅表达的、笨拙的关爱，其实我们都真切地接收到了。

如今哥哥提起父亲，总说父亲最是疼爱他。这自有缘由，哥哥之前母亲生的三个孩子都未能留住，到他这里才平安长大。他幼时，父亲出门常将他带在身边，相处时光自然比我们更多。且哥哥婚后，父母也一直与他同住，陪着孙儿孙女慢慢长大，这份三代同室、含饴弄孙的朝夕相处深情，是我这长年远离父母和已经出门的姐姐所不能完全体会的。

而对于姐姐，父亲同样倾注了他独特的牵挂。姐姐出嫁前后，她的婚事成了父亲心头最重的事，前前后后不知耗费了多少心力。姐姐婚后，为了让小家庭过得更好，父亲又多方辗转，设法将当教师的姐夫调回了离家更近、条件更好的中学。事情办妥后，父亲高兴地拿出珍藏多年的茅台宴请帮过忙的朋友。家里田地多，母亲种不过来，父亲就作主分了一份给姐姐家。能做的虽不多，但一枝一叶总关情，那份沉甸甸的惦念，尽在其中。

至于我，从离家求学再到入伍远行，父亲给予我的爱，更多地化作了一种绵长的牵挂和殷切的期盼。那是我在外奋斗漂泊时，内心深处一份坚实的寄托与无声的鼓舞。他晚年时常对我和爱人流露歉意，从我成家到立业到诸多大事小情，总觉得这些年来“没帮上什么忙”。有时我离家返程，他和母亲便想塞些钱给我。我怕他们心中不安，有时表面收了，背后只好悄悄把钱又放回去，而且还会再添上一些。

我们像进行一场无声的、关于爱的推让。他和母亲所说的“没帮上什么忙”，多是指未曾为我筑巢垫窝或给予物质经济的支持。可他哪里知道，他与母亲从不向我诉说生活的难处，从不让我分心家事，便是对我闯荡世界最大的“帮忙”和支持。父母对儿女的心，永远是掏出来从不求回报的；而儿女，似乎总是在不断地索取。

如今，父亲已远行。对于我和哥哥姐姐，对于他历经的一生，我想他应是无甚遗憾，可以安然瞑目了。可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我，遗憾却如蔓草般留在了心间。我曾无数次设想，等他身体调养得硬朗些，一定要带他坐一次飞机，去看看云层之上的风景，这是他偶尔提及的一个小愿望。但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并非经济缘故，更多是顾虑他和母亲年迈，恐经不起旅途劳顿。这，大约便是“子欲养而亲不待”那最深切、也最无奈的滋味吧。

那座我们曾想立于坟前、却因种种缘由未能立成的碑，或将永远缺失于故乡的土地上了。但我知道，父亲早已用他沉默的、厚重的一生，在我心灵深处，立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那碑文，是他用沉默的背影、扬起的巴掌、深夜的煤油灯、归家的行囊、那句“还疼么”的询问，还有那叠泛黄家书里的墨迹，一笔一画，深深镌刻而成的。它无言，却胜过万语千言；它无形，却支撑着我此生的所有岁月，也为我挡住了生命里所有的慌张与寒风。